2006年9月的一天，江蘇某地一家制鞋公司的工人賀某在制鞋流水線上忙著干活。不料，上游流水線上馬某扔來一只鞋幫正好打在賀某的頭上。她不經意地罵了一句，然后，繼續埋頭工作。罵者無意，扔者有心。馬某隨手拿起旁邊尚未制完的一只鞋子又扔了過去。頓時，賀某血流滿面，馬上被送往醫院治療。工段長拿起馬某所扔的鞋，發現鞋帶上纏繞著一把制鞋用的榔頭，顯然賀某是被榔頭所傷。

　　馬某知道自己闖了禍，買了水果連夜去探望住院治療的賀某，說明自己當時只是想開開玩笑，不是故意的，情真意切地請求賀某原諒，臨別時還留下300元錢作為自己失誤的補償。賀某與馬某平時相處較好，又同住一個寢室。賀某躺在病床上心想，自己眼角部受傷縫了四針，聽醫生說今后視力可能要受影響，要馬某賠償拿不到多少錢，還傷了和氣。她又聯想到去年食堂里有人滑倒受傷認定工傷一事，就想，自己能不能算工傷。晚上，馬某又來探望時，賀某說出了自己想認定工傷的想法，馬某十分贊同，并自告奮勇幫助到勞動保障部門去申報。

　　當地勞動保障局工傷保險科受理了賀某的申請，進入程序開展調查，掌握了開頭一幕。沒多久，工傷被認定了，并且通知賀某待傷愈后，如鞋業公司對認定工傷無異議，可以前來進行傷殘等級鑒定。誰料到沒幾天，制鞋公司一紙行政訴狀告到了法院，要求勞動保障部門撤銷對賀某的工傷認定。理由是，賀某受傷是馬某打鬧所至，與工作無關，不能認定為工傷，并拿出了當地派出所調查詢問的《筆錄》復印件，來佐證自己行政訴訟的正確。半個月后，法院判決，維持勞動保障部門對賀某的工傷認定。

　　工傷算是認定了，賀某的傷殘鑒定沒有評定到等級，因為賀某的勞動能力沒有受到影響。賀某報銷工傷醫療期間的1700余元醫藥費、要求享受工傷醫療待遇時，與公司發生爭議。于是賀某在馬某的支持下，來到了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。當鞋業公司拿到《應訴通知書》后，馬上提出要求追加馬某為本案的第三人。仲裁委員會在調閱了賀某認定工傷的案卷后，同意將馬某立為本案的第三人。這時馬某已經預感到以前的努力將要化為泡影，自己還得承擔應有的責任。

　　仲裁庭上三方各抒己見。賀某認為，既然已經認定工傷，就應該依法享受工傷待遇。制鞋公司認為：這起工傷是馬某一手造成的，是一種嚴重的違紀行為，由此馬某應該承擔一切后果責任，要公司與社保機構承擔工傷責任于理說不通。如果以后職工仿效馬某的行為，公司還怎么管理?馬某認為，自己是有錯，但已經受到了公司的紀律處分，扣除了200元工資，違紀行為已經得到了懲罰。現在賀某已經依法認定了工傷，就應該得到工傷保險待遇，自己也愿意按照法律的規定承擔應該承擔的部分。仲裁委員會認為：賀某的工傷主要肇事者是馬某違紀所致，所以馬某應該承擔原本由公司承擔的工傷責任。制鞋公司堅持不愿意調解，于是仲裁委員會當庭作出了裁決：1700余元醫藥費由賀某到工傷保險機構核準報銷，制鞋公司必須配合;扣除治療期間馬某支付賀某的300元，馬某必須支付賀某停工留薪期內的工資、住院伙食補助費371元。該起爭議從此劃上句號。

　　案例點評

　　賀某的受傷完全是馬某一手造成的，馬某應該負全責。那么，賀某在完全無辜的情況下受傷能否被評定為工傷呢?根據《工傷保險條例》第十四條第(三)款的規定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，因履行工作職責受到暴力等意外傷害的，應當認定為工傷。顯然，賀某完全是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場所內工作時受的傷。在馬某第一次違規扔鞋幫打在賀某頭上時，賀某沒有因此而離開工作崗位，而且仍在工作。第二次扔的鞋子雖然與制鞋工序無關，但對仍在崗位上堅持工作的賀某來說，完全屬于“意外傷害”，所以工傷保險行政部門認定工傷完全是正確的。

　　當發生勞動爭議時，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的當庭裁決，在適用法規缺失的情況下，運用自由裁量權應該說是基本正確的。有人說：這份裁決有失公正，1700余元的醫藥費應該由馬某承擔，因為按照《工傷保險條例》應有企業承擔的671元停工留薪期內的工資、住院伙食補助費已經裁決由馬某承擔，同理，工傷保險機構就不應該承擔賀某的工傷醫藥費，這樣對職工的違紀行為也是一個教育。可以說持這種觀點的人不在少數。筆者認為：仲裁委員會是站在法治的理念上作出的裁決，職工的合法權益必須得到維護，企業的合法權益也必須得到維護，在此前提下，尊重法律的規定是仲裁委員會應盡的職責。在實施法律活動中，目的正當性與法律的缺失及管理對象的違紀，不應成為執法者可以越軌的借口。雖然在道理上馬某應當完全承擔起肇事責任，然而在處理工傷保險爭議上于法無據，也就不能追究馬某的法律責任。基于這種狀況，仲裁委員會還可以選擇向上請示，中止審理的程序來處理勞動爭議，但這就不能達到快速解決爭議，不符合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精神，一旦在請示過程中馬某一走了之，案情將更加難以處理。所以選擇當庭裁決，快速處理，維護工傷職工與企業的合法權益，應該說是理性的、正確的。